解放战争那会儿，华北野战军在绥东碰了个硬钉子，让傅作义很是得意了一阵。他觉得自己简直是力挽狂澜的天才，打赢了战场，宣传上自然也不能输。于是，他把自己的心腹大秘阎又文叫来，下了一道命令：“写篇文章，给毛泽东发过去，灭灭他们的威风！”

这可把阎又文给难住了。身为我党深藏不露的地下党员，现在却要提笔痛骂自己的领袖和信仰，这戏该怎么演？然而，当这篇文章真的递到毛主席案头时，主席看完却笑了，还让《解放日报》全文转载，说：“文章写得好，奇文共赏嘛！”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阎又文的人生开局，算不上好。他1914年生在山西万荣县一个普通家庭，穷得好几次差点读不成书。为了上学，他白天打工，晚上苦读。好在这人是块料，老师们都挺器重他，时不时接济点衣物钱粮，让他硬是扛了下来。

1933年，阎又文考进了山西大学法学院。当时山西在阎锡山治下，老阎重视教育，搞了奖学金，阎又文这才得以顺利毕业。可刚毕业，七七事变爆发，国难当头，一腔热血的他和同学们直奔延安。

在延安，组织上看他能吃苦，脑子又活，便决定让他去搞地下工作。他被送进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办的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成了二期学员，学了一身特工本领。起初任务是让他去马鸿逵部队潜伏，可临行前计划突变。

1938年，倾向抗日的傅作义派人来延安，请求中共派政工人员帮忙。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组织上当即改变计划，让阎又文利用自己和傅作义是山西老乡的关系，打入其部队。同年九月，经特派员潘纪文介绍，阎又文秘密入党，身份是傅作义部的团政治部主任。

阎又文笔杆子硬，文章写得漂亮，很快就入了傅作义的法眼。1939年，傅作义直接把他调到身边当秘书，兼管宣传，大小事务都离不开他。阎又文几乎成了傅作义的“影子”，傅作义的决策思路，绕开他就没法摸清。

好景不长，国民党很快掀起反共浪潮，蒋介石密电傅作义，要他清除军中的共产党。连戴笠都亲自发电，点名要阎又文去重庆“受训”，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有去无回的鸿门宴。

但傅作义顶住了压力，他回电说：“人是我请来的，现在闹掰了，也得把人安全送回去。”他护下了阎又文，因为他信得过这个才华横溢的秘书。就这样，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被“礼送出境”，而身份隐蔽的阎又文却留了下来。

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于撤离仓促，党组织没来得及和他交接，阎又文就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这一断，就是整整七年。七年里，他从里到外，完全就是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的秘书，没人知道他内心深处的煎熬与坚守。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内战阴云渐浓，中央急需傅作义方面的情报。中央社会部派出了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王玉，任务只有一个：去绥远找到一个叫阎又文的同志。指令特别强调：“七年时间，什么都可能变，他有可能变坏，但必须接触、试探、辨别。”

王玉扮成皮货商人，第一次寻找无果。直到第二年，他才在包头一家餐厅里找到了线索。他和一个身穿国军军服的军官搭话，发现是老乡。巧的是，这人叫薛起禄，是傅作义司令部的机要秘书。通过这条线，王玉终于联系上了阎又文。

一篇骂主席的“奇文”

按照规矩，两人单线联系。整个系统里，知道阎又文身份的只有联络人王玉、上级罗青长和代理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等极少数高层。阎又文开始源源不断地将傅作义的军力部署、作战计划送出去，为我军避免了重大损失。

就在这时，傅作义在绥远打了胜仗，开头那一幕便发生了。傅作义要他写文章骂毛主席。这道“灵魂拷问”摆在面前，阎又文立刻向王玉汇报。事情太大，一层层上报，最后竟摆在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案头。

两位领导的指示出人意料：这信，必须写！而且要骂得凶、骂得狠，让傅作义那边看了扬眉吐气，放松警惕。有了这颗定心丸，阎又文心里有了底。他一夜未眠，写出了一封给毛泽东的公开信。

1946年9月20日，这封信在傅作义的机关报《奋斗日报》刊登，第二天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就全文转载，标题起得更嚣张：《傅作义电劝毛泽东，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信中极尽嘲讽之能事，吹嘘傅作义用兵如神，还假惺惺地表示，只要毛先生参加政府，他自己愿在毛先生手下当个小职员。

电文传到延安，朱老总气得把报纸摔在地上，怒吼：“请将不如激将，人家骂我们！”但毛主席却笑了，指示《解放日报》一字不改地全文刊登，让全军都读读，说这是“奇文共赏”，要战士们记住这个“教训”。

几年后，风水轮流转。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阎又文跟随起义的傅作义等人到西柏坡拜会毛主席。一见面，毛主席就看着阎又文，意味深长地说：“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在场很多人都愣了，以为这是在讽刺，却不知这句“夸奖”背后，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过往。

在整个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中，阎又文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当解放军兵临城下，傅作义在“打、走、和”之间摇摆不定时，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最信任的阎又文身上。阎又文毫不犹豫地向他分析利弊，劝他为了古都百万生灵和自己的前途，选择起义。

最终，傅作义下定决心。代表他在北平前线，向全世界宣读和平协议的，正是阎又文。他以“华北剿总发言人”的身份，沉稳地为这段历史画上了句号。

起义成功后，阎又文的身份本可以公开，但他没有。组织另有安排，让他继续以“起义将领”的身份，去做其他旧部下的思想工作。这个身份，他一直保留着。1962年，年仅48岁的他因病去世。临终前，他只对妻子留下一句话：“有事，找组织。”

他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只有一句话：“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连入党时间都没写。他的孩子们带着巨大的困惑，找了几十年。直到1993年，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才向他们揭开了谜底：你们的父亲，1938年就已是我党秘密党员，他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

此时，距离阎又文去世，已经过去了整整31年。有一种忠诚，叫作隐忍。历史无言，但它从不会忘记那些在沉默中奉献一切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