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历史的指针指向徐州这座交通枢纽，它最终易手。这在表面上，是中国抗战进程中又一处领土的失陷，看似是战线的又一次挫折。

然而，从更深层次看，这一事件出人意料地宣告了侵华日军“速战速决”幻想的破灭。同时，它也成为了中国军队在极端劣势下，展现战略智慧与顽强韧性的鲜明例证。

这场被后世史家郑重称为“徐州会战”的大规模军事较量，其本质绝非单一战场的得失所能概括。它更是中日两国在华中与华北战场上，一场横跨战略层面与战术执行的复杂交锋。

在会战过程中，双方最高决策层的意图同前线部队实际行动之间的微妙博弈，构成了独特的背景。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揭示，一次看似丢失国土的“失利”，如何最终巧妙地服务于中国抗战的宏大战略目标。

它成为了持久抗战进程中的关键一环，对后续战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场战役，不仅是火力与兵力的对抗，更是意志与智慧的较量。

徐州，兵家必争之地

国民政府早在1937年8月就已部署全面抗战，对全国战区进行划分。其中，第五战区被赋予了重要使命，最初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足见其受重视程度。

随后，李宗仁将军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该区域的防御事宜。当时，第五战区的主要任务是防止敌军从海上登陆，并在必要时对其进行歼灭，战略重心偏向沿海防御。

然而，随着1937年末南京的沦陷，全国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第五战区的战略任务也随之调整，重心由之前的防海陆登陆转为内陆防御。

此时，徐州的战略地位骤然凸显，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日军战略分析认为，徐州是“窥伺陇海路，威胁武汉”的关键点，对其打通南北交通线具有决定性意义。

1938年1月，蒋介石将军明确强调了固守津浦、道清铁路的重要性，以巩固华中地区的门户武汉。军事委员会随之向第五战区下达命令，要求其必须固守徐蚌两要地，未经指令不得擅自撤退。

这一时期的韩复榘事件，对津浦路北段防线产生了灾难性影响。时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韩复榘，因抗令避战，导致日军顺利渡过黄河并占领济南。

韩复榘将军最终因其行为被处决，但其避战行为已加速了津浦路北段的失陷，使得徐州的北大门洞开，直接面临日军的威胁。这让中国军队在北线防御上面临巨大压力。

日军高层的盘算与失算

攻占南京后，日本面临严峻的战略困境。日军在中国战场兵力消耗巨大，战线被拉得过长，同时国内战争物资也开始告罄。

更重要的是，日本高层开始认识到中国抗战的潜力远超预期，速胜论面临挑战。面对现实，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起草了一份名为《战争指导计划大纲》的文件。

该计划在1938年1月下旬开始酝酿，并于2月16日在日本御前会议上正式获得通过。这份文件明确指出，日本对华战争应转入“消极持久战”态势。

其核心主张是“不扩大现有地区以外的作战面”，特别强调津浦线方向“不扩大现有地区以外的作战面”。这意味着日本军部最初倾向于收缩战线，避免进一步扩大冲突。

然而，侵华日军前线部队，包括华中派遣军和华北日军，对大本营的“不扩大”方针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普遍不赞成暂停攻势，也不愿收缩战面。

前线部队有着强烈的欲望打通津浦铁路，以便连接已占领的华北和华中地区。这种强烈的扩张欲望，使得他们多次擅自超越自定的作战区域，甚至直接违背大本营的命令发动进攻。

台儿庄战役就是这种前线擅自行动的典型案例。日军第五师团和第十师团的某些部队，在未获大本营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孤军南下，企图一举夺取台儿庄。

结果，这些部队在临沂、滕县和台儿庄地区，遭遇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损失惨重。日本第十师团的濑谷支队长因此惨败，甚至被革职并编入预备役，这在日军内部造成了巨大震动。

台儿庄的惨败，反而刺激了日本军部。他们心有不甘，认为这是歼灭台儿庄附近大量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国中央军主力的绝佳机会。

军部判断，若能重创中央军主力，将对蒋介石的抗战意志造成沉重打击，从而加速战争进程。因此，他们迅速改变了之前的“收缩战面”计划。

1938年4月3日，日本大本营内部决定，立即发动徐州作战。这一决定进一步体现了其速胜论的顽固，并决定将原计划的武汉作战提前。

4月7日，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了徐州作战命令，规划南北日军分进合击。为确保协调，大本营甚至派遣了“大本营派遣班”赴济南，与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进行会晤。

4月17日，日军在济南召开了重要的碰头会，集中讨论徐州作战的目的与策略。最终，他们将此次作战目标定为“攻击徐州”，并将“消灭敌人”视为达成此目的的手段。

华北方面军于4月10日拟定了具体的作战方案，并从4月12日开始下达攻击命令。与此同时，华中派遣军也于4月24日制定了配合会战的计划，准备从南向北推进。

中方逆势调整战局

徐州，作为交通枢纽，是津浦铁路与陇海铁路的交汇点，也是苏、鲁、豫、皖四省的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华北与华中占领区互通的关键节点，也是日军威胁武汉的必经之路。

国民政府对徐州的重要性心知肚明，在全面抗战部署之初，就已将苏北、山东的防御放在突出位置。随着南京的沦陷，战区划分和任务随之调整，徐州在新的战略格局中日益重要。

1938年1月，蒋介石将军就曾对全国将领训话，强调必须死守津浦、道清铁路，以巩固武汉的防线。军事委员会也随之要求第五战区固守徐蚌，不得擅自后撤。

然而，韩复榘的抗令避战，使得津浦路北段的防线迅速崩溃，日军得以长驱直入，徐州门户大开，直接暴露在敌军威胁之下。这无疑加剧了第五战区所面临的压力。

第五战区在会战初期，拥有13个军，下辖29个师和1个旅，总兵力约28.8万人。尽管兵力庞大，但其中地方部队占比较大，装备水平也相对落后。

例如，川军邓锡侯部，其部队的枪械甚至有一半是土造的，这使得他们在火力上与日军存在巨大差距。相对而言，日军装备精良，一个师团的作战能力通常相当于中国军队的二至三个军。

在台儿庄战役期间，军事委员会迅速增援了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和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这两支部队在激战中重创日军，取得了抗战初期少有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中国军队的士气。

台儿庄的胜利，也让蒋介石将军对抗战的信心大增。他一度认为，“只要我能首先堵住，再予迎头痛击，终必更获大胜”，甚至计划迅速集中精锐部队，寻求与敌决战。

然而，随着战局发展，特别是进入1938年5月，军事委员会对新的形势进行了重新评估。他们认识到，徐州四周的平原地形，极大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展开和机动。

在这种地形下，中国军队如果以劣势装备与日军进行大规模阵地战，很可能会重蹈淞沪会战覆辙，陷入被动。因此，中国军委会调整了最初的“决战”初衷。

军委会于5月1日拟定了新的徐州会战指导方案，将战略目标调整为“攻势防御”。这意味着，如果日军大举增兵，中国军队将避免大规模阵地决战。

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军队将采取逐次抵抗的方式，通过不断消耗敌人战力来迟滞其进攻。同时，军委会计划在武汉、郑州以西地区集结兵力，准备在更深入的区域诱敌深入，寻找歼敌的机会。

最终，军委会做出了“避免决战，放弃徐州”的重大决定，核心目的是保存抗战的有生力量。这一决策体现了中国军队在面对劣势时的战略灵活性，避免了不必要的巨大伤亡。

巧妙撤离，打破围歼

进入1938年4月中旬，日军开始全面发起攻势。华北日军主力从北向南，向徐州及陇海线以北地区推进。与此同时，华中派遣军也从南向北，攻击徐州以南的津浦线和庐州地区。

日军第六师团的一部分部队，也从芜湖渡江北上，协同南北两路日军形成夹击之势。到了4月18日，日军第十师团再次向台儿庄发起猛攻，试图挽回之前的败绩。

4月19日，日军国崎支队占领了临沂，切断了部分中国军队的联系。4月22日，日军全线南犯，徐州战事进入白热化阶段。

4月28日，临沂地区爆发激烈战斗，日军国崎支队再次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受到了重大创伤。这些局部战斗给日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迟滞了其进攻步伐。

然而，日军的战略包围圈仍在不断收紧。5月9日，日军攻占了蒙城，此役中，中国军队第一七三师副师长周元将军英勇殉国，全师约700名将士为国捐躯，损失惨重。

同一天，日军第十六师团继续南进，切断了徐州与后方的联系。5月10日，军事委员会根据战局变化，调整了战区地境，以适应新的防守态势。

进入5月中旬，日军的包围圈日益完善。5月13日，日军占领永城和百善，进一步压缩了中国军队的活动空间。

5月14日，日军攻占庐州（合肥），随后又成功占领汪阁，一举切断了陇海铁路，使得徐州与外界的东西向联系被完全阻断。徐州已成孤岛。

5月15日，日军第三师团攻击宿县，第十六师团则占领丰县，完成了对徐州东西两侧的战略合围。至此，徐州城内的中国军队已陷入重围。

面对如此危急的形势，军事委员会于5月15日作出最终决定：避免决战，放弃徐州，以保存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这一刻，放弃的智慧远大于坚守的代价。

李宗仁将军在次日，即5月16日，果断下达了全军撤离徐州的命令。中国军队开始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组织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战略撤退。

各军部队按照事先的部署，分头突围。张自忠将军的第五十九军在郝寨、萧县等地顽强阻击日军，为大部队的撤退争取了宝贵时间，起到了关键的掩护作用。

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被任命为鲁南兵团总指挥，负责坚守徐州城，掩护主力部队从容撤退，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们用血肉之躯，为数万大军撕开了一条生路。

同时，汤恩伯被任命为陇海兵团总指挥，负责向西南方向转移，其任务是突破日军在陇海线的封锁。廖磊任淮北兵团总指挥，部队向颍上、凤台方向转移。

李品仙的第二十六、第二十七集团军总指挥，被任命为淮南兵团总指挥，负责确保官亭、舒城、怀宁之线，防止日军进一步深入。

韩德勤任苏北兵团总指挥，负责确保淮阴、东海一带，防止日军从苏北地区形成新的包围圈。邓锡侯和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尽管装备较差，战斗力相对薄弱，但在李宗仁的收留下，也积极配合东进抗战。

孙震将军在徐州失陷当日，接到了蒋介石的电令，要求其负责毁灭徐州所有的火车和机关车。这一举动旨在不给日军留下任何可利用的交通工具，迟滞其追击。

1938年5月19日中午，徐州最终失陷。然而，此时中国军队的主力已基本完成转移，成功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在随后的5月20日前后，日军各部完成了对徐州的合围，但他们惊讶地发现，城内已是空城。数十万中国大军成功突围，日军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彻底落空。

战役背后的大文章

徐州会战，是继淞沪会战之后，中日两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又一次大规模的较量。尽管最终未能阻止日军打通津浦路的战略企图，但中国军队却通过一系列战略调整和成功的撤退行动，实现了保存有生力量的目标。

这场战役，从表面上看是中国军队失去了战略要地，但从深层战略意义上讲，它却是一场以空间换时间、以局部牺牲换取整体主动权的战略胜利。它证明了中国抗战并非简单的阵地消耗战，而是在劣势条件下，依然能够保持战略韧性与灵活应变的典范。

徐州会战对日军的消耗是巨大的，不仅未能实现歼灭中国主力部队的战略目标，反而迟滞了其西犯武汉的日程。这为后来的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宝贵而关键的准备时间。

更重要的是，徐州会战彻底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此役也充分展现了日军内部，在最高决策层与前线部队之间，关于战争指导方针的严重分歧与混乱。

日本军部在台儿庄失败后，急于寻求“决战攻势”以弥补颜面，这种僵硬而执拗的思维模式，反而使其陷入更深的泥潭。徐州会战的结果，预示着侵华战争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日本所不愿面对的持久战泥潭。

徐州会战，不仅是军事教科书上的一个章节，更是中国在绝境中求生、在劣势中谋胜的生动写照。它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进入了以消耗与持久为主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