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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江春琦公众号 作者：江春琦

又到一年九一八。说点相关的。

几年前澎湃思想市场推过一个系列文章，介绍了一个叫“帝国回旋镖”的概念。这个概念主要是指帝国将殖民地视为社会控制与镇压手段的实验室，而当此类镇压技术成熟之后，这些概念又会被带回本土。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总得来说，殖民帝国的统治阶级在本土统治的时候，往往碍于既有的法律与道德的因素，不能随便放开手脚。但是在殖民地面对异族人民的时候，他们的道德包袱就统统放下了，所以手段的下限就可以低很多。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文章，谈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然而，文章的讨论超出了特定的镇压技术，而是强调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东北，如何成为了整套日本法西斯政治的温室。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日本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雏形，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东北成型的。

如何理解日本法西斯？

第一个问题，史学界如何理解日本法西斯？长期以来，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提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认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转向法西斯，根源是明治宪法的“天皇主权”论，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资产阶级呼唤强势政府，最终表现为“对外侵略、对内镇压”的法西斯政权。

丸山真男则转而强调政治因素，提出“自下而上”（年轻军官、右翼的政变暗杀）与“自上而下”（精英借鉴纳粹政策）的两种法西斯分类，强调国家是法西斯运动核心支点。

1970年代的“否定派”（如伊藤隆）质疑“法西斯”标签。他们认为，日本没有一个希特勒式的领袖，政权仍旧在旧精英手中，认为日本30年代政治是 “左右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对抗”。也有学者提出“军国主义”、“威权主义”等替代概念。

21世纪以来，学者则不争论日本是否是“法西斯”，而是转而关注日本法西斯政权的形成路径。美国左翼学者哈若图宁从 “克服现代性”的文化讨论中寻找法西斯痕迹，艾伦·坦斯曼则关注文学、哲学甚至流行文化中的法西斯元素。这些研究不再纠结于 “是否是法西斯”，而是聚焦 “日本法西斯的独特形成路径”。

以上几种对日本法西斯的解释大多从日本本土的政治、经济或社会文化氛围切入，但作者则转而强调所谓“满洲殖民实践”的作用，认为包括“伪满洲国”在内的日本实控地区，才是日本法西斯政治实践真正诞生的地方。

“伪满洲国”何以塑造日本法西斯？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四大核心要素，都以中国东北为关键实践场域，从理念构想落地为具体统治模式，成为日本法西斯体系成型的重要支撑。

“东亚共荣”

首先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亚细亚主义，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意识形态以“日本领导亚洲反殖民民族主义”为口号，反对西方的“苏联国际主义” 与 “英国自由帝国主义”，目标是将西方势力逐出亚洲，构建日本主导的区域秩序。

这一意识形态在东北通过伪满洲国的建立得以具象化。日本为掩盖殖民本质，将伪满包装成“反西方帝国主义的亚洲新秩序样板”，宣称要构建“民主与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具体而言，它借用儒家“王道”思想，把溥仪塑造成“圣君”，声称取代了张学良的“军阀专制”。另外，它还效仿民国“五族共和”，设计伪满国旗象征“日、汉、满、蒙、朝五族协和”，并成立群众组织“协和会”，以“家庭级动员”控制东北民众。通过这些手段，日本试图将“日本主导亚洲，反抗西方殖民统治”的法西斯叙事植入日常统治，让意识形态从口号变为可操作的管控工具。

军国主义

其次是极端军国主义。区别于 19 世纪末以来日本的“军事帝国主义”，“极端军国主义” 是对 “军事行动与暴力美学” 的新推崇，且直接连接帝国扩张与本土政局。

东北成为日本军方扩张权力、强化暴力崇拜的试验田。1931年，关东军未经东京授权制造九一八事变，自行占领东北，排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等文官势力，独掌东北统治权。这种“先斩后奏”的军事冒险成功后，直接刺激本土军方激进派，他们效仿关东军发动政变，最终掌控中央政权。

同时，日本在东北大肆宣传“满洲是日本生命线”，通过电影《光辉的国旗》、戏剧《进军奉天第一步》等作品，美化军事行动、渲染战争狂热，让“崇拜暴力、尊崇军队”的极端军国主义深入人心，完成了从军事行动到社会意识的法西斯化渗透。

“赤色威胁”

再者是“赤色威胁”下的反共实践。“赤色威胁” 即反共主义，是日本建立法西斯警察国家的核心驱动力，覆盖 “本土-帝国”的双重空间。

为应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日本在东北扩大“特别高等警察”（即“思想警察”）权力，建立告密者网络，监控左翼活动。

同时，本土受镇压的左翼知识分子逃往东北，许多人成为满铁的调研人员，并又在1941年后被关东军以“共产主义阴谋”为由大规模清洗。这种“先利用后镇压”的反共模式，在东北验证可行后被复制到本土，助力日本建立起覆盖“本土-东北”的法西斯警察体系，强化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国家主义

最后是激进国家主义。“激进国家主义”将国家视为解决全球与本土危机的 “救世主”，主张国家是处理当下危机的救世主。

东北的经济与移民政策让“国家至上”的法西斯原则落地。日本在东北推行“统制经济”，取代此前的经济模式，由伪满政府主导，吸引日产财阀建立“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控制钢铁、煤炭等战略资源，服务于日本战争需求。

除此之外，日本还启动了“百万户移民计划”，以国家力量将本土贫困农民转移到东北，掠夺中国农民土地的同时，缓解本土农村危机。这些政策让“国家是解决所有危机的唯一力量”的观念固化，强化了国家绝对权威，而这正是激进国家主义——也是法西斯“国家至上”原则的核心体现。

结语

作者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日本在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塑造了后续日本整套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机制，形成了一种广义的“帝国回旋镖”。

当然我在这里强调下，说“之所以建立法西斯政权，就是因为侵占了东北”，肯定是错误的。日本的法西斯政权是“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的共同结果。日本国内阶级矛盾与社会矛盾，最终使得日本的统治阶级选择法西斯政治作为维持其统治的手段。

与此同时，法西斯政治作为一种“手段”，作为一整套政治制度和治理机制，最早是被部署，并成熟在我国东北的土地上的。换言之，“伪满洲国”成为了法西斯政治的试验场。殖民统治的不受约束性让日本得以自由实践统制经济、特务政治等策略，诸多法西斯理念与手段在此孵化，相关政策的残酷性与专制性，也多源于其殖民统治的起源。

那么，在918事变过去94年的今天，我们还能从历史当中得到什么教训？对日本极右翼与军国主义的警惕自是其一，然而至少同样值得关注的一点在于，日本在东北的殖民实验，清晰证明军事扩张对本国民众并非幸事：

从政治层面看，东北的军事扩张直接成为日本本土威权化的催化剂，战争气氛成为了压抑政治自由，扩大秘密警察系统的理由，而日本在东北的镇压实践，也为日本的特务系统积累了大量的技术经验与“默会知识”。

而在经济上，日本的“入关”实践未惠及日本民众，反而将本土经济拖入“为扩张服务”的陷阱，进一步把危机转嫁到国内。除此之外，日本在中国东北试验成型的“统制经济”模式，也为此类实践提供了技术支持。

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有什么值得多说的呢？每一次谈及战时日本民众如何狂热地支持战争时，不都在体现这个问题吗？

参考文献：Young, L. (2017). When fascism met empire in Japanese-occupied Manchuria.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12(2), 274–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