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井冈山，漫山翠竹还沾着晨露，江西宁冈的土地上却迎来了三支特殊的队伍，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余部，朱德领着南昌起义剩下的人马，还有陈毅带队的湘南起义农军。

这三支部队凑到一块儿，就有了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红四军。

这支部队刚成立时没人能想到，它会成为中国革命从低潮往起爬的关键力量，更没人料到，短短几年里，会有26位连级以上军官把命留在了这片山坳里。

红四军刚组建时，领导班子就定了调：毛泽东当党代表，朱德任军长，陈毅管政治部，王尔琢做参谋长。

本来想这就是支普通的队伍，后来发现不一样，之前“三湾改编”定下的“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在这支部队里扎了根。

连级以上的军官不光要会带兵打仗，还得有实打实的政治信仰。

就拿伍中豪来说，他是31团3营的营长，跟林彪、黄公略并称“井冈三骁将”，秋收起义后他力劝毛泽东别硬攻长沙，还出了“时分时合、与敌竞跑”的主意，硬是帮部队甩开了追兵。

红四军的军官们不只是会扛枪，脑子也清楚得很，这支部队的军官构成也有意思，啥背景的都有。

有黄埔军校出来的军事人才，像伍中豪；有工人出身的，比如军部特务营营长宋乔生，他之前是水口山铅锌矿的矿工；还有农民代表，工农运动委员会副主任毛科文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甚至还有井冈山本地的游击队领袖，龙超清、刘真他们都算。

这种多元的背景帮了大忙，部队既能在战场上跟敌人硬拼，又能下到村里跟老百姓拉家常、发动群众，这可不是一般队伍能做到的。

红四军的路走得太苦了，从1928年到1935年，26位连级以上军官先后殒命，他们牺牲时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

1928年6月龙源口战役，28团3营营长肖劲冲在最前面，子弹打过来时他都没躲，就这么倒在了阵地上。

同年8月更让人揪心，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去追叛徒袁崇全，本来能活捉叛徒，没成想被袁崇全回头开了一枪，年仅25岁就没了。

王尔琢牺牲后，朱德专门为他主持追悼会，战士们哭着喊“要为参谋长报仇”，那场面现在想起来都让人难受。

1929年是牺牲最多的一年。

攻打安福时，30团团长刘之至、第6纵队纵队长贺国中先后中弹，没等送到后方就没了气；大余战斗里，宋乔生带着特务营断后，打光了子弹还在拼刺刀，最后被敌人包围，宁死不降；工农运动委员会副主任毛科文是这年被捕的，敌人用酷刑逼他投降，他硬是没松口，最后被拉到刑场杀害。

搞不清那些敌人怎么下得去手，这些人明明只是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已，还有些烈士死得太冤了。

1930年起，“左”倾错误闹得厉害，特委委员龙超清、特委副书记刘天干被说成是“AB团”分子，没经好好调查就被错杀了；机枪连党代表何笃才1932年也遭了同样的罪，他本来是优秀的政治干部，却落得个含冤而死的下场。

很显然，当时的肃反扩大化就是场灾难，这些烈士的血白流了不少，不过也正是这些教训，让后来的党更明白内部团结和实事求是多重要。

现在的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109级台阶一步步往上走，就像在回望那些烈士的岁月。

纪念堂里，张子清、王尔琢他们的画像被小心保存着，工作人员还在不断找红军后代收集事迹，就怕把这些名字忘了。

咱们以前看历史，总盯着毛泽东、朱德这些领袖，却忽略了这些基层军官。

他们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却用命铺了共和国的路。

有次我在烈士陵园的纪念墙前站着，看着上面刻的15744个烈士名字，其中就有这26位军官的。

那一刻突然明白，革命胜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无数个像肖劲、王尔琢这样的年轻人用命换的。

他们不是历史书里的符号，是20多岁的小伙子，是会疼、会怕，却依然敢冲上去的普通人。

如今我们能安稳地工作、生活，靠的就是他们当年的牺牲。

这些烈士不该被遗忘，他们的故事不是老掉牙的传说，是提醒我们珍惜现在的警钟。

以后再提起井冈山，别只说那里的风景好，更要记得，那片山里埋着26位红四军军官的忠魂，他们的鲜血和荣光，该被一代又一代人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