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广州抓了个少将，毛主席急电：快放，没他红军早没了！

1951年南方的春天，空气里头全是黏糊糊的湿热。广州城里，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正搞得热火朝天。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通要命的电话，从广州军区大院直通北京中南海。电话那头，是叶剑英，语气里透着一股子急切，一句话就把整个局面给点着了：“主席，我们这儿抓了个国民党少将，叫莫雄！”

毛主席当时正坐在书桌前看文件，听了这话，眼神瞬间就变了，手里夹着的烟直接就搁在了烟灰缸里，整个身子都往前探了探。

叶剑英的声音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底下的人可炸了锅，听说抓到个潜伏的国民党大官，法院门口乌泱泱围满了人，有扛着锄头的，有攥着拳头的，都想看看这特务头子长什么样，嚷嚷着要个说法。

谁都没想到，北京传回来的指示，就一句话：“这个人，要保护好，立即释放，还要给他安排工作。”

广州的干部们全懵了，老百姓更是不理解，心里直犯嘀咕。一个国民党的将军，怎么就成了碰不得的宝贝了？这算哪门子道理？

可当莫雄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像卷轴画一样慢慢展开时，所有人都沉默了。大家这才明白，这个名字牵扯出的，是足以改写历史的惊天秘密。

这事儿，得把时钟往回拨好几十年。

1907年，莫雄还是个十六岁的毛头小子，在广州的底层社会里混日子。那个年纪，可能刚学会怎么卷一根旱烟，却已经一脚踏进了同盟会的大门。

孙中山看人是真准，一眼就相中了这个浑身是胆的小伙子，觉得他是个可塑之才。就把他安插进了清军新军里头，当了个内应。一个年轻人，能有多大能量？说实话，策反一支军队，那得天时地利人和。

可莫雄愣是办到了。后来的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他都是冲在最前头的骨干。在革命的刀光剑影里滚了几年，跟着孙中山这棵大树，从一个小兵，硬是爬到了国民革命军连长的位置。

1921年，跟着孙中山讨伐陈炯明，莫雄又是战功赫赫，柜子里那身旧军服的边角都磨破了，肩膀上的将星也跟着亮了起来，最后挂上了少将的军衔。那个年代，出人头地，靠的就是一股子不要命的劲头，还得有贵人扶持。

可惜，贵人翻脸，比翻书还快。

蒋介石刚刚上台那会儿，很多人还看不透他的手腕。莫雄当时跟老蒋关系还不错，两人在茶桌上也能称兄道弟。蒋介石嘴里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把自己包装得跟孙中山唯一的继承人似的。

莫雄一开始也信了，以为找到了新的主心骨。可没过两年，风向就变了。廖仲恺遇刺，蒋介石借机清洗粤军，大刀阔斧地收缴兵权。莫雄还没回过神来，手下的部队就没了，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从手握重兵的旅长，一夜之间变成一个没实权的闲职，这口气谁能咽得下？搁一般人，早就怨天尤人了，可莫雄没那么干，还是在国民党的体制里头，小心翼翼地找自己的位置。

他这人，骨子里就不是那种热衷权谋的军阀，倒像个不得志的读书人。

转机出现在1930年的上海。命运这东西，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在十里洋场，他碰到了老熟人刘亚佛。刘亚佛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试探着问了问莫雄的口风，发现这位昔日的长官，对蒋介石已经失望透顶。

莫雄也没藏着掖着，话匣子一开，就收不住了：“老蒋那套，根本救不了中国，我得另寻出路。”他当时肯定想不到，自己这句话，会成为日后保全红军命运的一根救命稻草。

刘亚佛顺势就把他引荐给了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组织上的人一开始也犯嘀咕，一个国民党的老牌少将，能真心投靠过来？这风险也太大了。

可李克农，这位我党情报战线的顶尖高手，却力排众议。他早就听说过莫雄的为人，觉得这人可以用。李克农甚至想过直接把莫雄“转正”，吸收他入党。但转念一想，让莫雄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就像一颗钉子，作用更大。

这个决定，对莫雄来说，无异于一场豪赌。从此以后，他就是个没有身份的人，在两个阵营的夹缝里走钢丝，一步走错，就是万丈深渊。上海滩的夜色，压得人喘不过气，他最终还是点了头。

恰好，蒋介石屡次“围剿”红军都吃了大亏，正缺能带兵打仗的将领，又想起了被他冷落许久的莫雄。这种被遗忘又被想起的感觉，谁经历过谁知道有多尴尬。

官复原职的莫雄，被派到了“剿共”前线。这下可好，一场心照不宣的“双簧”开演了。他带着部队雷声大雨点小，假的战报雪片一样飞到南京，蒋介石还真以为他尽心尽力，连连嘉奖。

故事的高潮，发生在1934年的庐山。蒋介石召集高级将领，秘密制定了旨在彻底消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这个计划由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等人一手炮制，打算动用一百五十万大军，构筑一百五十公里的封锁线，配上碉堡和铁丝网，像一个巨大的铁桶，把红军困死在江西。

作为与会的高级将官，莫雄拿到这份绝密文件时，手心全是冷汗。他知道，这份计划一旦实施，后果不堪设想。

他必须把情报送出去。夜深人静，他找到了潜伏在自己身边的刘亚佛、卢志英、项与年，四个人把这份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情报，用特制药水，一字一句地抄写在了一本《辞源》的字里行间。

谁去送？项与年站了出来。他本就是江西客家人，熟悉地形。为了不引人注意，他扮成一个沿街乞讨的叫花子，甚至狠心敲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让自己看起来更凄惨。

他一路风餐露宿，靠着乞讨，躲过一道又一道关卡，走了整整一个多星期，最终在红军主力即将转移的前夜，把这本沉甸甸的《辞源》交到了周恩来的手上。

正是这份情报，让中共中央下定决心，提前进行战略转移，这才有了后来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可以说，没有莫雄，长征的历史，可能就要被改写。

纸终究包不住火。红军主力成功突围，蒋介石立刻起了疑心，莫雄很快就被逮捕。在长达五个月的监禁和审讯中，他硬是咬紧牙关，一个字都没吐。加上何应钦等国民党元老出面说情，蒋介石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怕动摇军心，最终还是把他放了。

但从此以后，莫雄再也没有得到过信任和重用。

解放战争后，他看透了国民党的腐朽，悄悄回了广州，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他从没想过要去邀功，甚至主动切断了和我党的联系，直到1951年，被当成“历史反革命”抓了起来。

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毛主席一锤定音，叶剑英亲自关照，这位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终于在风雨过后，迎来了晴天。他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省参事室副主任，安度晚年。

回看莫雄的一生，他算不上一个纯粹的共产主义战士，更像一个心怀家国的旧时代爱国者。他凭着一腔热血和对国家最朴素的情感，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悄无声息地，为革命扳动了一下决定性的道岔。历史记住了那些叱咤风云的伟人，但也不该忘记，正是无数像莫雄这样在黑暗中提灯前行的人，才共同点亮了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