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战役，是西北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以伤亡8700余人的代价，歼灭青马2.7万余人，消灭了青马的主力，打开了进军青海、宁夏、新疆的门户。

长期以来，青海马步芳家族为了统治的需要，利用历史上青海、甘肃地区的民族矛盾，在军队和回族民众中进行欺骗宣传，歪曲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污蔑解放军要“杀回灭教”，制造恐惧。

针对这一情况，第一野战军在行军的过程中，非常重视部队的民族政策教育。

部队所到之处，严守群众纪律，不进寺院，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利用一切机会主动帮助群众做好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

对被俘的马家军官兵，不杀不辱，有伤有病的给予治疗，并发给路费和证明，释放回家。

第一野战军的一系列举措，在西北各少数民族中广为流传，影响很大，很快消除了他们对解放军的误解和疑惧。

临夏作为马家军的发迹之地，解放之后各界人士和群众纷纷写信，规劝他们在马家军中的亲友，放下武器，投向人民。

一些有识之士甚至主动请缨，组成劝降团，随同第一野战军一起做马家军官兵的工作。

这些行动，对分化瓦解青马军队起到了积极作用。

兰州解放后，为不给逃入青海的青马残部以喘息的机会，彭德怀命王震率第1兵团乘胜追击。

1949年8月27日，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第1军进至永靖黄河渡口。

渡口的守军在逃跑时，已将黄河上的铁索桥和船只破坏。

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第1军部队搜集到大量的羊皮筏，并动员了一批水手，渡过黄河，经西马营、古鄯邑、红水店、平戎驿，向西宁挺进。

人民群众帮助解放军绑扎渡河木筏

1949年8月27日，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第2军在解放了循化。

循化的守军为阻止第一野战军追击，烧毁了古会郡黄河木桥和义马木庄仅有的2只木船及积存的木料。

为了迅速渡河，第2军各部队分头搜集木料、绳索，梆札木排北渡。

1949年8月30日，第2军14团4个班和军侦察排在炮火的掩护下，由草滩坝强渡成功。

第14团主力迅速渡过黄河将守军击溃，全军顺利北渡。

之后，第1兵团先后攻占和解放民和、享堂、甘都、平安驿、乐都、化隆等地。

逃回西宁的马继援惊慌失措，不敢久留，惶惶然爬上飞机出逃重庆。

马步芳、马继援父子见大势已去，遂携大批黄金、白银，先后飞逃香港。

马步芳家族苦心经营几十年的西宁城内，官兵顿时作鸟兽散。

霎时间，西宁成为一座空城。

1949年9月5日，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第1军先遣骑兵侦察队600人抵达西宁。

次日，第1军第2师5团在副军长兼2师师长王尚荣的率领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入城式，受到西宁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西宁解放后，逃往西宁尚武庄、大通、三角城（今海晏）、祁连等地的青马第82军100师、190师、248师，以及第129军357师和骑兵第8师等残部，共3000余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经临夏劝降团劝导，先后向解放军投降。

1949年9月下旬，青马先期进入新疆的骑5军，参与了陶峙岳、包尔汉的起义。

骑5军军长马呈祥因不愿参加起义，被“礼送”出境。

至此，马步芳家族拥有的武装力量全部瓦解。

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欠第7军附第62军）在解放陇西、临夏、西宁的过程中，共歼灭马家军1.48万人。

宁夏，地处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海拔千米以上，地形自南而北分为高原、山地、台地和平原。

黄河由甘肃兰州向北流入宁夏中部地区，使其形成一片绿色的冲积平原。

这就是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的著名富庶之地“河套”西套地区，宁夏的首府银川就坐落在这里。

兰州战役后，马鸿逵、马鸿宾率部退守宁夏。此时的宁马，尚有4个军约7.6万人。

其中，马鸿逵的宁夏兵团有3个军约6万人，马鸿宾第81军约1.6万人。

宁夏，是马鸿逵、马鸿宾的发迹之地。

二人虽是同宗的叔伯兄弟，但历来关系紧张。

宁夏主要由马鸿逵控制，他长期追随蒋介石反共，基本没干过什么好事。

马鸿宾则不同，他长期遭受马鸿逵的排挤。

抗战时期，马鸿宾拥护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在绥西地区与傅作义共同抗击日本侵略。

1947年4月，马鸿宾第81军179团被歼灭后，彭德怀亲自接见了被俘团长马奠邦（马鸿宾女婿），并让他带了一封信给马鸿宾。

信中，彭德怀诚恳规劝马鸿宾不要追随蒋介石打内战，并要求其释放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

马鸿宾见信后，立即释放了关押的中共地下党员。

第一野战军进军甘肃后，马鸿宾深知以自己现有力量，无法对抗解放军进攻，因而有起义的意向。

马鸿宾

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尽量减少生灵涂炭，毛泽东曾对第一野战军下达过“对宁夏二马可在军事打击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的指示。

1949年8月6日，也就是第一野战军发布进攻兰州作战命令的两天后，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贺龙、习仲勋《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地区》，其中说：

“现在西北敌军分向汉中、兰州、宁夏三处退却，我军亦须分为三路解决退敌。

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解决。

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地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

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

马鸿逵是傅作义的把兄弟，马派马如龙及哈某至绥远接洽，有请求和平解决之意。

傅作义说马极愿求和，只恐求之不得。

请你们对宁夏的问题考虑一下，是否可以经过傅作义去改编马鸿逵部。

我们认为在马步芳解决之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的打击，迫使残部退入后套，然后经过傅作义用政治方式去解决。

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但他有玉树等地为后方，可以保存残部。

......此外，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西北三马

1949年9月4日，毛泽东又致电西北局，指出：

对马鸿逵应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总之该部改编的部队愈少愈好。

同时还指出：请考虑派人向马鸿宾做些工作，争取其大部和平缴械，一部改编的局面。

为了争取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通过傅作义、邓宝珊做马鸿逵、马鸿宾的工作。

第一野战军在宁夏问题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西安解放后，第一野战军派第19兵团联络部长甄华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并派马鸿逵原驻西安办事处少将交通处长回宁夏做其工作。

兰州解放后，西北局又请在甘肃、宁夏伊斯兰教上层人士中有较高威望和影响的郭南浦先生（又名郭均三），前往宁夏做争取工作。

马鸿逵与共产党为敌多年，此次又得到蒋介石数百万银元的军饷，已经表示要“死守宁夏”。

马鸿逵拒绝和平解决宁夏，仍想继续顽抗。

马鸿宾对中共的政策还存有一定疑虑，尚未下定决心起义。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野战军决定在兰州战役结束后，第19兵团稍事休整，即可向宁夏进军，给宁马以军事打击，迫使其和平解决宁夏问题。

马鸿逵

马鸿逵为了保住宁夏，迅速将援助兰州的“贺兰军”撤至中宁、金积、吴忠堡和灵武地区，并设置了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以骑兵第20团守同心，第81军一部守靖远，新编骑兵第1旅守景泰。

第二道防线，以贺兰军守中宁，第81军主力守中卫。

第三道防线，以第128军守金积，第11军守灵武。

马鸿逵妄图凭借有利地形，采取分区防守、纵深配置、层层抵抗的方法，阻止第一野战军前进。

虽然作了周密部署，但马鸿逵深知，依其现有力量，根本无法阻击第一野战军进击宁夏。

1949年9月1日，马鸿逵借口出席国民党紧急军事会议，乘飞机离开银川前往重庆，再未返回宁夏。

临行前，马鸿逵将宁夏的军政大权交给儿子马敦静。

1949年9月5日，根据马鸿逵的命令，马敦静在吴忠堡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放水、放火、打光”的死守计划。

破坏青铜峡公路，占领牛首山阵地，必要时执行放水计划，并部分调整了兵力部署。

就在马鸿逵飞赴重庆的同时，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下达进军宁夏的命令。

首先，截歼中宁守军。

具体部署为：

第63军1个团附军工兵营和第65军工兵营组成先遣队，于9月2日出发，负责扫清残匪，整修道路，筹集粮袜任务。

第63军主力于9月7日出动，以4日行程进至靖远以北地区。

尔后，以一部向北经陡城堡、水泉扫清残敌后，沿公路东进，主力经打拉池向中宁进击。

第188师于9月7日沿黄河北岸，在63军左侧向中卫推进。

第65军（欠工兵营）9月8日经贡马井、郭城驿、黑城子、靖远、打拉池，随第63军后跟进。

第64军在兵团主力进至靖远后，主力经红寺堡向中宁东北推进，截断中宁守军退路，协助第63军夹击中宁守军。

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

1949年9月5日，第63军187师、189师沿黄河南岸，第188师沿黄河北岸，成钳形之势向宁夏推进。

沿途守军均成惊弓之鸟，不战而逃。

1949年9月15 日，第188师进占景泰县城，守军新编骑兵第1旅旅长张钦武率部千余人投诚。

之后，第188师继续向中卫进击。

第187 师冒着狂风暴雨翻过香山，在小炉子、靖远歼守军700 余人后，又于常乐堡、枣林子截歼宁马第81军294师881团和第35师103 团全部，共2000余人。

当日，第187师攻占高家滩渡口，从黄河以南接近中卫。

1949年9月10日，第64军指挥西北军区独立第1师、第2师由固原、七营、海原地区北进。

行进途中，由于第1师、第2师麻痹大意，在豫旺堡、下马关地区遭到宁马第128军257师及骑兵第10旅等部袭击，伤亡惨重。

1949年9月12日拂晓，第63军190师在击溃守军骑兵第20 团后，解放同心县城。

次日，第64军191师由同心城向北，通过百余里的荒漠草原，翻过2000余米的高山，于第二天进占中宁以北重镇鸣沙洲和黄旗营、薛旗营，宁马“贺兰军”闻风西逃。

同时，第63军190师进占中宁。

至此，第19兵团突破宁马第1道防线，从黄河南北两岸进入河套地区。

在第一野战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马鸿宾前往包头与傅作义详谈。

马鸿宾表示，只要和平不打仗，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能使第81军成为人民的军队，他均乐于接受，并要求解放军先停止作战，以便进一步商谈。

1949年9月17日，黄河南岸的第64军炮兵团，向对岸守军第81军的碉堡和公路上往来的汽车发动猛烈的炮火袭击。

第63军188师进占中卫沙坡头附近的黄家庙、迎水桥后，即做好进攻中卫的准备。

同时，利用守军撤逃时未及拆除的电话线，劝告第81军军长马惇靖（马鸿宾之子）认清形势，弃暗投明。

马惇靖表示，愿意起义。

马惇靖

第19兵团司令杨得志派64军军长曾思玉为全权代表，向马鸿宾发出通知，表示欢迎他们起义。

只要81军起义，解放军保证全体官兵生命和私人财产的安全。

1949年9月18日，马惇靖派少将师长马培清为代表前往中宁县城，同第64军联络部长牛连璧商谈，草拟了和平起义协定条文。

1949年9月19日下午7时，代表国民党第81军的马惇靖，与代表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的第64军军长曾思玉，在中宁县城签订了和平解放的协定，宣布起义。

之后，第81军改编为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独立第2军，马惇靖、马惇信分任正副军长。

在起义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马鸿宾，被任命为银川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随着第81军的起义，马鸿逵组织的第2道防线被瓦解。

为了挽救败局，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遂将所属的3个军11个师，重新调整部署：

贺兰军（欠保安第1师）和第11军（欠第256 师）撤向银川、灵武和宁朔地区，并在黄河以东分4个地区组织防御。

第128 军附第 256 师位于灵武；保安第3师位于吴忠堡；第 356 师及骑兵第 20 旅位于金积地区；保安第1师位于金积以西及牛首山、老山地域。

马敦静

根据马敦静的防守部署，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决定首先歼灭金积、灵武地区的第128军。

具体部署是：

第64军附兵团机械化营、战车队，并指挥第65军195师、西北军区独立第1师、第2师为主攻，歼灭金积、灵武地区守军。

第63军和第65军主力由中宁地区北渡黄河，对贺兰军发动攻击，策应第64军在河东作战。

第64军的攻击部署是：

第191师首先攻取牛首山，尔后从西、南两个方向向金积攻击，力求迅速分割围歼守军。

第192师指挥兵团野炮营经滚泉，从南和东南两个方向向金积攻击，协同第191师歼灭金积守军。

独立第1师及第571团沿豫（旺）灵（武）公路进击，迂回吴忠堡。

第190师、第195师为64军第二梯队，随主力后跟进。

1949年9月18日晚，第191师573团袭占东寺，占领并控制了金积、灵武的锁钥之地。

次日，第64军按计划发起攻击。

随后，第191师攻占青铜峡口，又先后占领养马渠南岸、于家桥和黄营，迫使守军退缩金积。

1949年9月20日，第192师击退宁马骑兵第38团的阻击，攻占王家桥、田家桥，逼近金积外围，将宁马第356 师围困金积城内。

第191 师和 192 师除各留一部兵力继续围困金积外，主力转向吴忠堡。

第190 师兼程向金积推进，接替第 191 师和 192 师围困金积的任务。

1949年9月21日凌晨，第64军集中优势兵力、兵器攻击吴忠堡，由吴忠堡东南门和清水河突破守军防御，攻占吴忠堡，歼灭守军保安第3师大部。

随后，第192 师主力又转向攻击灵武。

在仁存渡俘获守军一部，攻占灵武，守军第256师5000余人缴械投降。

被围困在金积城内的第356师，在援兵无望、退路被切断的情况下，亦全部投降。

金积、灵武之战，第64军歼灭了宁夏兵团主力第128军，俘73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 124 门及大批军用物资。

马鸿逵的三道防线彻底崩溃，宁夏首府银川完全暴露在第19兵团的枪炮之下。

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见大势已去，慌忙将前线指挥大权交给第128军军长卢忠良，自己直奔机场，钻进一架早已准备好的座机，逃往重庆。

相约死守银川的马鸿逵父子，却在重庆见了面，二人相对而泣。

马鸿逵父子逃走后，树倒猴孙散，马家军陷入一片混乱。

在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宁夏兵团的高级将领进行紧急磋商。

确定由贺兰军军长马全良、第128军军长卢忠良、第11军军长马光宗等领衔，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等发出要求停战、听候改编的通电。

1949年9月19日晚，马鸿逵在重庆用电台与宁夏的部下联系，得知诸将已发出求和电报后，便要与他们讲话，结果没有一人与他讲话。

此时的马鸿逵，仰面惨笑，继而嚎啕大哭。

逃离的马鸿逵

1949年9月21日，彭德怀复电，对宁马诸将领弃暗投明的行动表示欢迎，并令其派代表赶往中宁，同第19兵团杨得志司令员具体洽谈。

1949年9月23日，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与宁夏方面军政代表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分别在《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上签字。

协议规定：

1、所有宁夏部队迅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理，在此期间内不得擅自移动。

2、宁夏一切党政军机构、公营企业、牧场、公共财产和建筑及所有武器、弹药、仓库、物资、公文、档案等，立即造具清册，听候点交，不得破坏、隐藏、转移、盗卖。

3、凡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之地区，原宁夏当地军政机关部队，应负责看管物资、维持治安之责，不得发生任何破坏损失事件。

4、在宁夏部队方面执行以上三项条款时，人民解放军方面保证宁夏参加和谈部队全体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

至此，“宁夏王”马鸿逵苦心孤诣经营数十年的老巢，土崩瓦解。

马鸿逵在选拔军队将领时，能不能打仗在其次，关键标准是看对马家是否效忠。

然而，生死关头，马鸿逵父子撇下众将领，自顾逃命，让留守火线的部将甚是心寒。

于是，在宁夏战役后期，宁夏兵团的官兵，甚至军、师级的高级将领，主动与解放军接洽，联系投诚的人络绎不绝，也就不足为怪了。

据说宁夏兵团负责谈判的全权代表，在看了解放军提出的协议草案后，竟喜出望外、感激万分。

他们没有想到解放军是如此的宽宏大量，当即表示完全接受，坚决遵守协议内容。

就在第19兵团与宁夏方面签订协议期间，驻守银川及大小坝地区的宁夏兵团第11 军、贺兰军相继溃散。

散兵游勇在银川城内骚扰滋事，四处抢劫，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鉴于宁夏方面无力执行《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第一野战军也不能按和平协议条款处理宁夏兵团。

经请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新华社撤销了原拟9月24日公布《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全文的决定。

兵败如山倒。

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副军长王伯祥见部队失去控制，担心向第一野战军无法交代，于是前往吴忠堡，执意要面见第19兵团64军军长曾思玉。

他们介绍了银川城内的混乱情况后说：

“银川城正处于水火之中，数万父老民众都盼望解放军能早日入城，请曾军长尽快发兵，制止骚乱，控制局势。”

由于此事关系到和平解决宁夏的政策问题，曾思玉没有立即答应。

在马全良的多次请求下，曾思玉打电话向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汇报情况。

杨得志认为，和平解放宁夏的协议刚签订，明确规定人民解放军9月25日接管银川，一定要严守信用。

曾思玉向马全良、王伯祥转达了杨得志的意见，并劝他们回去设法维持部队。

马全良、王伯祥二人坚决不回，他们认为：

“在中宁签署的协议虽然规定了接收银川的时间，但现时情况有变，大军为拯救百姓提前入城，并非是失信于人，怎会遭人非议？”

见对方言之有理，曾思玉再次给杨得志打电话。

曾思玉

当杨得志了解到马全良不能代表宁夏当局时，第二次答复解放军不便提前进城。

马全良和王伯祥坚持认为，只有解放军提前进城，才能控制住局势，减轻他们无法承担的责任，否则一旦出现可怕后果，他们将会成为后人唾骂的罪人。

曾思玉原本也希望早日进入银川城，经马全良和王伯祥一番苦劝，第三次打电话给杨得志，再一次重复二人的请求。

杨得志接到电话后说道：

“我们不能首先破坏双方协议，让人家说我们共产党说话不算数。”

又说：

“如果宁夏当局能正式向我军提出这个请求，或者组织银川各界代表出城迎接，我们才好考虑提前进城。”

此时，彭德怀也接到马鸿宾请求解放军入城的急电。

据此，彭德怀指示杨得志答应对方请求。

杨得志即令第19兵团64军，提前进入银川。

解放银川入城仪式

1949年9月23日晚，第64军军长曾思玉命所属第191师572团为先头部队，连夜冒雨由仁存渡过黄河，乘宁夏代表带来的40余辆汽车，进入银川城，控制了城区。

次日，第64军军部率第 191师主力进入银川，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

1949年9月26日凌晨，第19兵团主力在银川市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

四天之后，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宁夏战役历时22天，歼灭宁马4万余人。

其中，毙伤780人，俘2万余人，起义和投诚2万余人，余者大部自行溃散。

第一野战军第19 兵团，伤亡700 余人。

新中国成立后，马鸿宾官至宁夏省副主席、甘肃省副省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统一事业作出过许多有益贡献。

1960年10月20日，马鸿宾在兰州病逝，得以善终。

前排左一马鸿宾

1949年8月25日，马步芳在兰州战役失败后飞逃重庆，因“擅离职守”，受到国民党“撤职议处”。

1950年，马步芳以3000两黄金贿赂蒋介石的亲信，取得了出国护照，飞到埃及开罗做寓公，后来又转去沙特阿拉伯。

1957年，马步芳获得台湾驻沙特“大使”一职。

1960年，马步芳辞职。

1975年7月31日，马步芳在沙特阿拉伯病逝。

1949年9月底，马鸿逵逃到台湾，受到台湾“国防部”次长郭寄峤及马步芳父子的指控，要他对西北败局负责。

不久，马鸿逵被“撤职查办”。

感到在台湾无容身之地的马鸿逵，便谎称去美国就医，后来长期居住洛杉矶。

1970年1月14日，马鸿逵病逝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