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8.6万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告败后，不得不离开根据地，开启了漫长艰难的25,000里长征。

不过，虽然主力被逼得退走，但对于当时中国最大红色根据地——中央苏区来说，党中央并没有打算就此放弃，红军也没有一股脑儿全部撤出。

长征结束后，留在中央苏区的领导成员们，分别建立了三个机构：一个是由项英担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一个是由陈毅负责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还有一个是由项英兼任司令和政委的中央军区。

据相关资料，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大概有八万左右。

那时，留守中央苏区的主要红军部队主要包括由周建屏担任师长、杨英担任政委的红24师，还有独立的3团、7团以及11团。

那时候，作为留在中央苏区唯一的一支师级红军部队，红24师下辖70、71、72三个团，总共大概有2000多人。而这三个独立团，每个团大约也有1000左右的兵力，换句话说，整个根据地的主力部队总兵力就只有五千来人。

除了中央军区直辖的红24师和那三个独立团，中央苏区下属的五个军区也都各自有自己的部队。

比如说，江西军区辖有4个红军团，赣南军区还有独立六团和军区教导营在守着，杨赣军分区则有独立13团，福建军区设有独立八团和独立九团，闽赣军区则挺热闹，拥有4个独立团，分别是独立12团、17团、18团和19团。

除了这些中央苏军区和各种分军区管辖的红军部队之外，按照红军那一套传统，每个根据地的县里都设有独立营、保卫队、赤卫队啥的地方部队。所以，除了那8.6万离开根据地的主力红军之外，留守在根据地的红军总兵力也还挺不少，超过3万了。

可实际上，这三万多大部分都是枪支相对稀少的地方部队。那些拥有较强战斗能力的红军主力部队，除了红24师和几支独立团之外，基本上就靠重新集结归队的伤员了。

那会儿，战斗非常激烈，情况又紧迫，中央红军mainforce撤离苏区时，不得不留下了7000多名伤病员。经过一段时间的简单治疗，差不多有3000多伤员康复出院，归队了。

这些人都安排到了各个部队里边，而剩下的4000多名还没出院的伤员，情况越发紧急，不得不把他们分散安置在瑞金、会昌、于都等革命群众的家里。

对大部分留守的红军部队来说，最难熬的事儿不光是5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还得提防情报落后——他们完全不知道主力红军长征已经出发了。

1934年10月，中央一决定离开根据地，主持工作的博古就规定，为了保密，得等到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都突围到湖南以后，才能对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公布主力突围的消息。

而且，临时中央还把瑞金、会昌、于都、宁都这四个县的三角区域，划定为留守部队必须死守的阵地。

就是说，在兵力特别少，武器弹药紧缺，环境又特别艰难的情况下，留守的红军部队不仅得和比自己强得多的敌人作战，甚至连灵活的游击战都搞不成，只能死守阵地，与那些兵力和火力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死拼阵地战。

正因为博古临走前那道命令，导致留守的红军部队被敌人以绝对强大的兵力包围在一个狭长的三角区域里。这支队伍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敌人的完全包围，甚至全军覆没的危险。

在这般危机四伏的紧要关头，坚守住阵地，帮主力部队突围而出去，陈毅在中央分局召开的会议上建议要“快速调整战略思想，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主持中央分局的项英看到形势非常严峻，选了接受陈毅的建议，决心全力突围。

1935年2月，被困在于都南部的上万红军和地方工作人员，纷纷展开了分散突围。敌人兵力占据绝对优势，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突围的战斗一开始就异常激烈，局势非常惨烈。

由赣南省苏维埃副主席王孚善带领的一个营红军，加上工作人员总共四百多人，刚突围不久，就被粤军团团包围，队伍一下子就散了。王孚善带着五十多个人突围到梅州一带，又遇到敌人拦截，最后英勇牺牲。

带领红24师四连突围到闽西长汀等地的陈潭秋、谭震林的情况好了不少，他们顺利地冲出了包围圈，到了永定，和那里的张鼎丞、邓子恢等人会合，还成立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继续带领闽西红军开展游击战。

要说运气的话，王金祥和李天柱这两个红24师4连的带头人，遇到的情况比陈潭秋、谭震林差远了。他们虽然成功突围，走出了重重包围，抵达了寻乌一带，但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原本8个连只剩下20多人了。

带领红71团突围的中央军区参谋长兼71团团长龚楚，带着部队从于都南出发没多久，就被粤军余汉谋的部队一路追赶堵截，幸亏红71团还是成功突围，转移到了湘南一带。不过，龚楚最后还是变了心，投靠了敌方，变成了叛徒。

留在中央苏区坚持突围的，还包括毛主席的弟弟毛泽覃。在突围过程中，毛泽覃带领一个连的红军队伍，打算前往闽赣边进行游击战。

不过，由于这支队伍太弱小，到了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带领的红军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不幸遭到国民党军包围。为了保护游击队员的安全脱离险境，毛泽覃英勇牺牲。

还有李才莲，带领独立7团到闽赣省和宁都县开展游击作战；以及赣南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蔡慧文和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率领赣南军区独立六团、省委、省苏维埃机关中央、工农剧社等约2000多人成功突围。

这些分散成好几路的红军部队，在突围的过程中，大部分被敌人打散，有的甚至全军覆没，就算成功突围，损失也是相当惨重，不得不在各地坚持搞游击战。

最后突围出中央苏区的，是项英和陈毅。1935年3月，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各突围部队都离开了于都南部一带，项英、陈毅、贺昌等人决定带领红24师红70团突破封锁线，成功突围到福建长汀一带。

那会儿，红70团和中央军区直属队合编成了4个大队。第一、第二大队由项英、陈毅带队，第三大队由红24师师长周建屏指挥，至于第四大队，是由红24师政治部代主任袁血卒担任大队长。这个第四大队也承担了最危险的任务——他们的职责是掩护其他部队突围。

突围一开始，第一、第二大队虽然遇到不少阻碍，但在第四大队的掩护下，还是成功突出了重围。负责掩护的第四大队在和敌人拼杀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牺牲了不少人，只有像袁血卒大队长这样几个人幸运地跑出了迷圈。后来，他们辗转到了上海。

第三大队在突围过程中也吃了不少苦，损失挺大。当时，中央分局委员贺昌在激烈战斗中受了伤，被对方包围，他誓死不做俘虏，High翻天喊红军万岁，然后举枪自尽。红24师的政委杨英也在突围战中英勇牺牲，只有红24师师长周建屏等少数几个人成功突出了包围圈。

周建屏在突围结束后，和在寻乌南部坚持游击的独立三团成功会合。不过没多久，他因为在战斗中伤势挺重，不得不离开队伍，偷偷送到上海接受治疗。

1936年，周建屏来到延安。全面抗战开始后，他曾担任八路军115师343旅的副旅长，参加了平型关大捷。不幸的是，1938年在冀中作战时，由于旧伤复发，最终去世。

带领第一、第二大队的项英、陈毅，虽然安排了掩护部队，但突围的过程依然相当艰难、充满危机。因为敌人早就布下了严密的封锁线，突围时，项英一度与陈毅失去了联系，部队也被拆散。经过多次辗转，项英带领的一部分部队才算幸运地与陈毅汇合。

事后，项英和陈毅带领的队伍只剩下100多人，但敌人还是用重兵严密包围着他们。为了降低被击中的风险，两人便下令让这百人左右的队伍散开，向湘赣边的方向突围。

伤员实在带不走，只能安置在老乡家里。最后，项英和陈毅打扮成当地百姓，在当地党员的带领下，顺利抵达信丰油山一带，和那里的赣闽边特委会师一块儿坚持游击战。

而突围也只不过是那三年艰苦卓绝游击战争的开端罢了。之后，国民党调集了大量兵力，对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展开了一场空前的残酷围剿。

那会儿，南方的红色根据地几乎全部失去了，留在那些地方的红军部队在国民党的围剿下伤亡惨重。而坚持下来的，那些在党的领导下，靠游击战的办法，和敌人拼得你死我活。

作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虽然中央根据地被敌人攻占，但依然有不少红军和党组织坚持斗争，继续抵抗。

当年，中央革命根据地大概划分成四个游击区域，分别由项英、陈毅、蔡慧文等人在赣粤边开辟的游击区，还有在瑞金、瑞西、西江等地的闽赣边游击区，由陈潭秋、邓子恢、谭振林等负责的闽西游击区，以及在福建和广东交界处坚持斗争的闽粤边游击区。

到1937年下半年，经过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这四支主要的红军游击队在改编为新四军时，兵力大概在十万人左右。

到1937年7月，项英、陈毅带领的闽赣边游击队还剩下三百多个人。而由三支游击队整合而成的汀瑞游击队，也扩大到三百多人了。

闽西游击区是所有游击区中发展得最不错的一块，在邓子恢、谭震林的带领下，闽西地区的游红军游击队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在一千多人以上，到了1937年7月时，闽西游击队还保持在1300多人的规模。

闽粤边的游击区，虽然在1936年底曾一度扩展到1300多人的规模，游击区也大大增长，但在敌人连续追剿之下，到了1937年下半年，被编进新四军时，只剩下三百多个人。

就是说呀，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走了之后，留在根据地的那一万六千多名红军将士，再加上上万名游击队员和伤员，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掩护主力突围，坚持革命斗争，到了1937年底改组为新四军时，才剩下大约2200多人，连留守红军人数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要说得，别忽略了，就算到那时剩下大约2200多人，其中不少也都是趁着国共和谈期间，国民党暂停对红军游击队的围剿这个有利时机，赶紧壮大起来的。

拿闽赣边的红军游击队来讲吧，受到敌人的疯狂追击，最少的时候，闽赣边上的红军游击队就只剩下三十来个人。到1937年1月，由三支红军游击队结合而成的汀瑞游击队，也不过就百来号人。

因此，那些坚守根据地的三万多红军战士，超过九成都在战场上英勇牺牲。这次的损失之大，竟然还要比长征路上的主力红军更加惨烈。

也因此，最早研究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的专家刘勉钰教授，曾这样评价红军三年游击战争：

三年游击战的艰苦程度不亚于红军长征，从时间上看，长征胜利用时两年，游击战坚持了三年。从牺牲的高级干部数量看，长征途中牺牲的军以上干部10余位，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牺牲的省级、军级以上干部不少于60位。

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将士，永远值得我们怀念。